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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铄综合报道 来源： 发布时间：2017-7-5 15: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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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学传播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普通民众有意愿也有权利了解新的探索发现，以及这些探索发现将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依赖于科学传播所带来的信息。
然而，科学类的话题往往纷繁复杂，而且很难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对非专业人士进行转述。同时，它们也有可能受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推动。
如何在科学“名利场”中拨开迷雾，重获公众信任，成为新时期科学传播所要研究的焦点。
信任危机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传播也随之兴起。它将深奥严谨的科学知识与技术进展翻译成公众可以接受的、通俗易懂的内容，让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民众都能欣赏到科学的魅力。
因此，最初的科学传播更为纯粹，他们是由一批专业人士对科学内容进行翻译，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普及通识教育，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服务于公众利益。因此，公众对于这些科学传播的推广普及者也给予了相当的信任。
然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纯粹与信任已不复存在。
一项2016年发表于《科学传播期刊》的研究表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科学传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它不再只是几名多产的科学家与科学记者出于善意的活动，更不用说向感兴趣的公众推广最新研究进展及其对社会的广泛意义的专业普及者。
相反，科学传播已经成为了诸多利益相关者争夺眼球以及界定权的角斗场。“科学传播”一词的火热，甚至让这个词语本身的定义也陷入冲突。
这篇由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研究荣誉教授Peter Weingart和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科学传播博士后研究员Lars Guenther共同撰写的论文《科学传播与信任问题》表示，该领域所用到的工具包括从科学新闻，通过社交媒体的机构传播，公共关系与营销，到城市和国家（在市场营销和大型活动管理公司帮助下）组织举办的博物馆展览、科学活动，再到科学中心、科学咖啡馆、科学沙龙、科学博客等等。甚至是为决策制定提供的科学建议，现在都被重塑为科学传播。
的确，从全球气候变暖、转基因作物，到干细胞、核能、大气污染治理，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产业发展、工作机会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依赖于循证决策和科学研究的支撑，科学传播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牵扯更多的利益相关者。
因此，人们不得不思考，如今科学传播中的主角是谁？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利益导向？在科学传播中应该相信哪种媒介或信息来源？
名利角斗场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推动公众对科学计划认知的决定性力量是美国政府的利益。美国政府想要获得公众对美国宇航局“登月计划”的支持，同时吸引年轻学生加入数学和工程专业的队伍，以缩小与前苏联之间的明显差距。
自那以后，政府和政治家开始成为科学传播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其目的却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除了试图引起公众的科学兴趣，希望能够让公众接受某些颇具争议的技术项目之外，他们也希望能够确保某个远离公众视线的政策领域拥有合理的经费开支。
有些科技部门拥有相对宽裕的经费，他们就会打着“科学传播”的标签，雇佣会展公司精心筹备一场活动，如德国的“纳米卡车（Nano-Truck）”等。“这些活动中有教育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明显是在有政治动机地宣传科学传播。”Weingart和Guenther在研究中指出。
随着政府开始转向“新公共管理”，并且从对科学组织的微观管理中撤出来，政府在科学传播上的参与再一次发生转变。由于“公共问责制”的义务，高校和研究中心被要求证明科研经费的合理性、科研产出的质量，以及纳税人资金的使用效率。
“现在，科学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这成了必要的要求，而且被简单地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是理所当然的。几乎任何形式和数量的对外传播都被认为是有用的，而且本身是满足人们期望的——的确，它通常已经被当作是学术活动中真正的一部分。”Frank Marcinkowski和Matthias Kohring在2014年发表的《科学传播变化的基本原理：科学自主性的挑战》一文中写道。
然而，这种公共问责制的义务逐渐演变为对公众注意力的争夺，让不少组织机构开始动用公关专家和宣传处，向未经分化的公众群体进行“强推”的传播模式。
固然，采用“公关攻势”，一部分是由于有些科学家不想花时间进行科学传播，而公关人员也可以利用自身专业的知识技能进行对外传播。“但这种传播必然会将科学信息与机构的宣传合并在一起，因为它的主要动机是达到良好的形象、品牌塑造和市场营销效果。”Weingart和Guenther指出。
在有些研究机构，所有的对外传播都是被宣传处和公关部门所把控的。这至少代表了两种含意：他们认为科学家没有能力进行恰当的公共传播；他们认为公关是最好的科学传播形式。如果这种模式成为通用模式，那就意味着公关专家正在从科学家手中接管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因为公众被认为只能接受公关的宣传。
与此同时，随着科学家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科学传播中，有些科学家也在频繁“出镜”中意识到，科学传播所能带来的公众注意力和自我推销价值。“卡尔·萨根、理查德·道金斯或克雷格·文特尔正是极好的例证，他们不只是科学家，而且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公关专家。”文章指出。
随着技术的发展，通过沟通获得尽可能多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一大批科学家为之努力的目标。民主目的和自我营销目的结合是非常完美的，因为通过Facebook、Twitter、Youtube视频网站或博客的延伸推广是最直接的传播形式，中间没有把关人的参与，因此是最真实的传播形式，也让科学家能够有效地履行他们的责任，与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
在麻省理工学院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联合培养的生物海洋学研究生Elizabeth Halliday看来，确保科学报道准确性的责任在于记者以及科研人员。
她指出，“应该要求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专门参加课程，学习如何为公众写作——不是为了让科学家变成记者，而是帮助他们从自己沉溺多时的语言中后退一步来看”。在科学家之间有一套自己的、用于沟通交流的专门语言，而且科学家也担心自己的意思会被曲解，这可能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将自己所做的工作与公众沟通交流。为了改变这种现状，Halliday建议在研究生院开设科学传播类课程。
科学新闻与互联网
互联网的出现为普遍意义上的沟通交流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特别是对科学传播而言。
它几乎开始无所不在，而且没有形成套路的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发布任何话题的任何内容，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质量控制。这很有可能对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而且读者本身也无法鉴别信息中的优劣，《自然》杂志原出版执行编辑Maxine Clarke曾指出。而科学信息的“解读者”——记者有责任进行准确的报道。Clarke同时建议，要谨遵经过时间验证的同行评议系统，将其作为科学文献中主要的质量把控机制。
随着网上信息的出现速度越来越快，媒体机构和记者受到了巨大的诱惑，想要快速发布一些话题，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有时甚至是在牺牲准确性的基础上。而且，也有人指出，科学家也越来越多地想要将他们的研究进行大肆宣传，甚至“上头条”。
以围绕着麦塞尔达尔文猴所产生的闪电媒体攻势为例，Stephanie Suhr在2009年发表于《科学与环境政治道德》的文章指出，对于这块化石的信息公开、甚至是学术出版物，都被展示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似乎和同时出现的纪录片和新闻稿交相呼应。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该策略似乎不知怎的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甚至有可能让人们意识到过度炒作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危害。但无论如何，这种炒作可能会大大推动错误信息的快速传播，并因此损害公众对于科学话题的理解，导致公众对于科学发现甚至科学家自身的不信任。
如今，科学记者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是因为数字化将纸媒的传统商业模式推入漩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崛起使记者失去了把关人的角色，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创建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生态。
这导致科学记者的就业市场大幅萎缩，其中很多人现在成为了自由职业者，或者转行进入科研机构更安全、薪水也更高的公关部门。
曾经由化学家转为生物化学家，后来又转行做科学记者Michael Gross有着在英国和德国15年的科学记者经验，他发现，“为了竞争读者的吸引力并且普遍提高传播速度，这些都限制了可以被报道的科研课题的范围”。
科学新闻开始越来越屈从于各种压力，不加批判地利用利益相关的宣传和公关部门所提供的资料。而大众媒体的经济压力也进一步促使记者使用一些众所周知的“新闻价值”，例如炒作、个性化，并使用情感来“推销”某个故事。有时，经济利益也会被转化为政治偏好，例如石油产业对于新闻报道的影响。■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7年6月刊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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